郭嵩焘是学习西方搞自强新政的积极支持者。从咸丰九年(1859)始，他便一再向朝廷提出种种有关建议，恨不得中国立即臻于富强之境，一般洋务派人士的眼光通常仅停留在物质层次上，他们办军事工业、办民用工业和交通、电讯，开发矿山，但极少关注社会关系的改造。郭嵩焘的眼光比他们深邃之处在于懂得物质层面建设的成败取决于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机制的调整和改造。特别是他在担任驻英公使任上，致力于观察研究英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验。并将观察所得融合进中国国情。呼吁向先进国家学习。
正因为郭嵩焘看的清楚，并公开呼吁除旧布新，改造原有的社会运行机制，从困境中挽救国家。他的许多意见已经超越了传统，在国内政坛占绝对优势的守旧派直接将他打为“汉奸”，从朝廷到京师士大夫充满一片唾骂指责之声。备受围攻之下，郭嵩焘只能黯然辞官，终老故里。
郭嵩焘的遭遇无疑对李鸿章是个警告，敢公开说出来，下场就是这样。这里似乎我们苛求李鸿章，有逼人做烈士之嫌。但是作为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究竟是几流，最终还是看这些关键时刻的选择。孙中山之所以是李鸿章无法望其项背的第一流历史人物，正因为他适时发出了作为一个能看清大势而有责任心的中国人必须呐喊出来的声音，而不是揣着明白而“好官我自为之”。
国人心：“天朝”迷梦下自欺欺人地找替罪羊
上一节中我们谈到，真正看明白晚清中国之路的郭嵩焘被群起而攻之，李鸿章也不敢在朝廷上公开自己的看法。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如此的言论环境呢？
那是中国近两千年专制帝国和朝贡体系构筑的“天朝”观造成的。
朝贡体系是指以古代中国为中心、以周边小国定期朝贡为特征的东亚国际体系。许多小国都很乐意加入这个体系，中国皇帝的赐封甚至是它们国内合法性的来源。古代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确实不太注重经济效益，但这种财富上的付出却以获取政治收获为目的。所谓的政治收获就是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定期向中国表示臣服和“孝敬”（朝贡），满足当时中国皇帝们的天朝梦。
朝贡体系是以不平等为双方关系特征的，当时中国认为自己是天下的中心，中国皇帝则是天子，周边国家必须称臣纳贡。
在这个体系下，中国拥有天然的优越感。中国上下，从皇帝到臣民，普遍认为中国朝廷乃是高高在上君临万国的天朝，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只能是跪倒在天朝面前战栗屏营、“畏威怀德”的属国。在天朝的上下尊卑等级中，属国国王的级别似乎还没有封疆大吏的高，因为后者是朝廷命官，是天子的直接代表。
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打破这个体系，英法等西方列强带来的近代化浪潮席卷东亚之时，日本顺应潮流开始了想近代化国家的全面变革。而一鸦和二鸦两次被打疼的大清国上下，除了洋务派中的少数官员，却还依旧活在“天朝上国”的迷梦里，只是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依旧认为在制度文化社会等方面全方位领先于西方，只是兵器不如人而已。
既然全面领先，为何还会失败？一个兵器不如显然不能成为充分的理由。既然从没有认为自己落后了，那么为失败寻找一个替罪羊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于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贪官奸臣”和“汉奸卖国贼”就成了“天朝”上下诠释失败的完美理由。朝廷总有忠诚良将，民间也到处是仁人义士，只可惜被汉奸卖国贼出卖，被一些贪官奸臣坏了好事，因此才屡屡失败，致使忠臣遗恨，志士扼腕。我“天朝”制度文明都是极好的，只要除尽贪官奸佞，扫净汉奸卖国贼，重用忠臣志士，必然所向无敌。可恨贪官总是除不尽，汉奸总是抓不完……
只要是维护“天朝”体系脸面的，就是忠臣志士，胆敢说“天朝”落后了应当放下身段的，那就是丢了“天朝”的脸，不是卖国贼就是奸臣。于是，在由清朝士人开始构筑的话语体系中，这种两分后脸谱化的贴标签方式被从上到下灌输至帝国上下从官员到普通百姓的脑海之中。以恭亲王之尊，尚免不了“鬼子六”之讥，而李鸿章，就更逃不过“卖国贼”的大帽子了。
这样的“自娱自乐”的闭门闹剧中，清朝迎来了甲午战争日本的挑战。丢失了朝鲜，清朝失去了最后一个“属国”，朝贡体系于是时彻底完结。而“天朝”的幻梦却依旧停留在如此多清国人的脑海之中。配合着演义故事般“忠臣”对“奸臣”、“清官”对“贪官”，“义士”对“汉奸”的历史话语的构建，与史实和真正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渐行渐远。
